來自 台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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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 2005/11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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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對慈濟大愛台有太多的誤解。有人認為大愛台是「傳教的」，有人認為大愛台「不在乎收視率」， 更有傳言說大愛台的錢「用不完」。大愛台總監姚仁祿對著十幾位傳播學教授說：「大愛台的願景，是為台灣建構媒體新典範。」這樣的話，對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學生一點也不陌生。姚仁祿曾經在別的場合說過字詞不同、但意思大致相同的話：「大愛台要先做清流，再做主流。」
說大愛台在「傳教」，顯然不值得一駁，稍稍轉一下遙控器到大愛頻道看幾眼就知道了，不需姚總監置一詞。任誰都知道，大愛台不傳播宗教，只傳播正面的人生哲學。但收視率就不同了，他急著說：「恰恰相反。 我們很重視收視率。」過去幾個月，八點檔「大愛劇場」收視率，大約是所有頻道的第四名，僅屈居主要商業電視台之後。全天節目整個算起來，大約在十至十二名之間。這還不算有些有線電視頻道上看不到大愛頻道，或者大愛頻道被擠到視訊模糊的第九十三頻道。
談到「大愛劇場」，姚總監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。「大愛劇場」做出名氣來了，別的電視台甚至要求免費提供，在不同時段播放，「收視率居然達到四點五--比在大愛台播放還要高。」還有幾個同業，包括公視， 近期也將陸續播出「大愛劇場」舊戲。也是免費的。這麼好的節目，同業搶著要重播，為什麼不收費？前來參訪的各校傳播學教授大為不解（「你們錢太多了？」）。姚總監解釋：向同業收費，他們就得費盡心思去拉更多的廣告，結果使得電視的商業氣息更濃。這不是大愛台的本意（「我不殺伯仁，伯仁為我而死」）。
大愛台播放慈濟基金會廣告，是電視台的主要經費來源。今年起，開始播放各大廠商提供的贊助性公益廣告。其實， 在背後默默支持大愛台的，還有一批慈濟義工一點一滴做資源回收所得，以及散佈社會各角落的「大愛之友」每年一百元的小額捐款。募款插撥廣告說：「每年一百元你可以打造一個乾淨的電視台。」觀眾的回應是：平均每一筆捐款三百元。「所以，大愛台必須戰戰兢兢傾聽社會大眾的聲音，」姚仁祿說：「我們決定做好看又有意義的八點檔大戲。」
「大愛劇場」顛覆了數十年來坊間的電視劇製作「鐵則」：灑狗血、畸型男女關係、無厘頭笑鬧。姚仁祿說， 慈濟相信人間還有美善溫暖，相信就地取材的本土「真實故事」最能打動人心。「人家不做的，只要是有意義、值得做的，套用證嚴上人的一句話，『做就對了』。」可是，拍攝人間真實故事是要大筆資金的。常要出外景，製作費用比棚內節目高多了。
「光是『大愛劇場』就耗掉我們全年七億五千萬預算的百分之五十！」姚仁祿對成本的考量，反映了大愛台特有的經營哲學：投注這麼大比率的費用經營黃金時間連續劇，不是為了賺錢，而是為了替社會做一件慈濟認為有意義的事，不在乎別人怎麼做，怎麼想。大愛台做節目，堅持姚仁祿口中的「善念歷史」，不信人間美善換不回。
「做人家不做的」，在一九九八年建台之後短短四年間，變成了大愛台的「願景」，也是員工的共識。對外，大愛台成功祛除了批評者所謂的「傳教的」、「有錢的」電視台的流言，節目定位清楚，在「大愛劇場」帶動下，的確讓主流商業電視為之刮目相看；對內，五百名員工的高度共識，使電視台變成一個「學習型組織」，得以擺開繁瑣行政程序的糾纏，把智慧用在經營上的不斷創新，領先台灣的主流電視台，著手打造數位世紀的電視。
姚仁祿在大愛台的職銜是「總監」，相當於一般電視台的總經理，向董事長負責。姚仁祿跟「顧問」楊憲宏一搭一檔，把大愛台「學習型組織」的特徵發揮到極致。正因為員工對未來發展方向有共識，工作目標清楚，該做的事大家會自動去做。大家有默契，不需經過太多繁瑣的會議討過程。姚仁祿領導大愛台這個「學習型組織」已經有了心得。「我們是『邊走邊整隊』，」他笑著答覆訪客詢問大愛台的「決策模式」。依照組織理論，大愛台可算是比較典型的「變形蟲組織」，結構扁平，上下分層少，左右溝通靈活。
組織運作在關鍵事項上可以立刻採取任務導向，不是固定各據一方的部門分工。他跟楊憲宏的工作關係，活脫是「變形蟲」關係。而且，兩人都「不務正業」。姚仁祿出身建築界，長於空間設計；楊憲宏原是報紙記者，曾參與民視建台及負責民視早期的新聞部，規劃了民視的資訊數位化計畫。台灣的新聞傳播界不乏「總監」、「顧問」，不過通常是總而不監、顧而不問， 像他們兩人參與組織的經營那麼深的「總監」、「顧問」的，應該絕無僅有。別的不說，已經開工的「新文化中心」無疑是兩人之間「魚幫水、水幫魚」的合作範例。
慈濟「新文化中心」座落在台北市近郊關渡平原， 是未來大愛台所在，也是慈濟基金會所有文化志業「數位資產管理」的總部。建築物是姚仁祿設計的，外型略呈圓形，有許多弧線，避開了一般水泥建築物不是直就是橫的僵硬外表；內部構造完全為數位化傳播設計，空間不大，但重要的是講求人性化， 重視環保。這棟大樓反映了姚仁祿個人在建築和資訊兩方面的理想（夢想？）。首先，它是環保的。大樓朝東南，可以避免日曬；利用太陽能，雨水和一般用水都回收運用；電機房設在二樓避免去年九一七淹水事件重演。
其次，數位化之後，機器體積變小，所以房間變小。許多房間盡可能彈性隔間，因應未來發展的不時之需。採用虛擬攝影棚，大大減少堆放道具的空間。廢除主控室，導播移至副控室，除節省空間外，導播還可兼任助理導播的若干工作，既提高工作效率，也解省了人力 。新大樓連觀眾參觀電視台的動線都考慮進去了。姚仁祿說：「大愛台本來就是大家的電視台。我們要把電視作業過程開放給十方信眾。」大樓也規劃了全球一千多位慈濟影像義工的工作場所和宿舍。
規劃數位平台的楊憲宏顧問說，大愛台的資料，不論播出的或是沒播出的，將來要連同慈濟影像義工從世界各地傳回的畫面，加上慈濟文化志業其他資料，經過數位化後建構成一個龐大的數位資料庫，提供給社會大眾使用。透過寬頻網路，使用者在「線上圖書館員」即時協助下，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，都可以來找資料。楊憲宏強調，他的觀念是數位資產管理，這與一般數位資料儲存有很大的不同。即時線上資料庫的主要價值，不在於把資訊數位化，而在於數位化的資料必需易於檢索，對使用者才有價值。
楊憲宏正在試驗一種美國引進的影像鑑別軟體，可以「認出」畫面上的人物，瞬間標記出每一個畫面人物姓名等資料，把他的談話自動翻譯成中文，甚至指認出背景廣告招牌的文字，一併存入數位資料庫裡。將來要叫出資料時，只要鍵入關鍵詞，「所有跟這個人有關的鏡頭及其內容，一下子通通列了出來，供你選擇。不像過去，要看完一個帶子才找得到某個鏡頭；找到鏡頭卻找不到拍攝畫面當時的脈絡背景。」
任何資料經過上述加值過程，就變成了可以反覆使用、「使用者友善」的資訊。沒有加值，一千多位影像義工的畫面，就跟一堆廢鐵無異。這是數位資產管理的精華所在。論畫面之多，題材之豐富，地域之廣，小小的大愛台可謂得天獨厚；但沒有大愛台的工作團隊化腐朽為神奇的能耐的話，這麼多的畫面，不論對那一家電視台，都可能是一場災難。這話可能不假，台灣電視開播今年滿四十歲，各台每天留下的電視新聞帶子， 不是泛濫成災找不到，就是遺失或保存不良無法反覆使用，所以台灣迄今還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電視影像資料庫，直接限制了台灣文化「內容產業」的發展。建構這樣一個有效率的數位平台，是大愛台「新文化中心」成立以後的新業務，也是大愛台邁向知識經濟的一著穩棋。
簡單的說，數位傳播的基本操作邏輯，是「一個平台， 多種資訊形式」。這個資訊平台將來準備播出數位電視節目（衛星、有線電視頻道、手機），也要播出廣播節目（網路和手機）。在大愛台的實驗室裡，一個傳統廣播播音室添增了網路、電視攝影機等設備。從這個既是播音間，也是網路工作間，更是電視攝影棚的四不像「怪物」，暫名Radio-Television，靜靜地窩在工程部一角。這個不起眼的實驗室，將來會同時生產廣播節目、文字資訊、電視節目， 通道可以視情況和需要，採用衛星、有線電視、網際網路、PDA、第三代個人行動手機。大學教科書上「一個平台，多種資訊形式」的整合傳播（亦稱「媒介大匯流」），是大愛台這個變形蟲媒體的一項具體的創新實驗。
「這樣做很『環保』」楊憲宏像許多人一樣， 把名詞的「環保」當形容詞用：「所有的數位資產管理都很環保。」包括這個暫時被稱為Radio-Television的實驗室，空間和人力都很環保。說起Radio-Television的空間，不過一個普通專業廣播電台播音間大小，由一位播音員（廣播節目主持人）操控，怎麼放也放不進幾台專業電視攝影機。空間不可以大， 因為空間一大，僅有的一位主持人便要疲於奔命，可能妨礙節目的流暢度。一個Radio-Television的現場加上副控室，總共只有兩個人。「一拖拉庫的工作人員都省掉了」楊憲宏把「環保」的概念延伸到人事管理上。
在類似的關鍵點上，姚仁祿使出了他的空間設計看家本領，解決了楊憲宏的困難。姚仁祿把可移動式數位攝影機，掛在牆上，其中一架架設在天花板一個三百六十度軌道上。拜科技之賜，新的數位電視攝影機輕薄短小，不過一般社區的監視器尺寸和重量，掛在牆上和天花板上，由樓上副控室一個人操控攝影機的方向和角度。的確，就技術水平而言，看起來離商業電視最起碼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。重要的是，面對新科技要有新腦袋，大愛台敢於挑戰既有觀念，勇於創新。這是知識經濟時代領導人共同的行事風格。
成果呢？通常創新者不是贏家就成了烈士。大愛台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。新的「數位資產管理」能為大愛台帶來什麼，來證明知識經濟的價值？電視這個屬於文化的「內容產業」，又將如何因應全球化的文化浪潮？答案還是那句老話：全球思維，在地行動。去年「九一一」事件及其後美國進攻阿富汗，一連串事件影響著世局，震撼著人心。生活在阿富汗廢墟的無辜小百姓，引起世人關懷。慈濟人像往常一樣，哪裡有苦難，就走到哪裡。大愛台記者也數次跟著慈濟國際賑災隊深入阿富汗難民營，拍下一些賑災活動的鏡頭。
其他國家的慈濟工作人員，也留下零星的救濟實況鏡頭。大愛台整理了這些畫面（大部分播出過），加上救災人員事後撰寫的零星文字、雜誌上的照片，製作了四十八分鐘紀錄片「前進阿富汗」。有幸先睹為快的大學傳播學教授訪問團，看完「前進阿富汗」毛片後，讚揚它是一部清新、寓義深遠的精緻紀錄片，對台灣的電視文化具有指標性意義。它喚起了遙遠台灣人對阿富汗苦難的同情。「我從第一個鏡頭感動到最後一個鏡頭，」政大廣電系教授劉幼琍如此表示。
訪客中有幾位是教電視相關科目的教授。楊憲宏看出他們心中的狐疑。他說，「前進阿富汗」資料是舊的，製作所需的軟硬體誰都付得起。主題構想是新的，這才是重點。「一台非線性剪接機，搭配最平常不過的剪接軟體低階Premier，加起來不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。」「前進阿富汗」預定今年「九一一」一週年，在大愛台頻道播出，用台灣人的觀點看世界，看身陷災難中的阿富汗難民。姚仁祿一連聲「還要改一改」，看得出他對這部記錄片的期望有多深。從「大愛劇場」到「前進阿富汗」，姚仁祿的夢想是建構大愛台成為台灣電視的新典範。
「新文化中心」是一個全新的傳播概念，也是大愛台的明天。回顧四十年台灣電視文化，面對「宗教電視沒人看」的質疑，姚仁祿有感而發，意味深長地說，「大愛劇場」和「前進阿富汗」說明了清流的確有希望變成主流。滿頭灰髮、觀眾口中「慈祥鄰居伯伯」的姚仁祿，一如電視上慣有的表情，淡淡地說：「這條路我們走得艱難，卻不寂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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